《邮票商店》[德]瓦尔特•本雅明

一张贴在破旧信封上的早已作废的邮票常常会告诉查阅一沓往日信件的人很多东西，比几十页仔细看过的信还要多。有时候在风景明信片上会碰见它们，我们不知道是该把它们揭下来呢，还是该连同明信片一起原样保存？正如一张古代大师的遗稿那样，正反两面都绘着极其珍贵的作品。一些咖啡馆的玻璃匣子里也放着一些信件，它们被放在那里示众，仿佛干了坏事似的。难道有人放逐它们，所以，它们不得不在那个匣子里的名叫萨拉-戈麦斯的玻璃荒岛上年复一年地忍饥挨饿？那些长期始终没有被打开过的信件，在琢磨着某种坏主意；它们像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正在阴险地为那些漫长的痛苦时日静静地准备着复仇。后来，那些信件当中，有许多成了打上火漆的带邮票的明信片或信封展示在邮票商人的橱窗里。
众所周知，有些集邮家仅仅致力于收藏盖有邮戳的邮票，而没有邮戳的不多，这样一来，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唯一闯进秘密之中的人。他们保持邮票的神秘的部分；保持邮戳。因为邮戳是邮票的黑暗面。有些邮戳是庄严的，会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戴上一个神圣的光环；有些是预言性的，它们给胡贝尔特戴上一个殉道者的花环。但是，任何暴虐的幻想也比不上那种狠毒的手续，它们在邮票人物的面孔上布满了鞭痕并像地震似的把整个大陆撕裂。而被玷污的邮票主体部分与白色的、装饰极其华丽的网眼纱连衣裙形成对照的反常的快乐：是锯齿状的边。谁要是研究那些邮戳，谁就必须像侦探那样掌握最声名狼籍的邮政机构的简要特征，像考古学家那样具有确定最陌生而又残缺不全地名的艺术，或者像尤太教神秘主义者那样占有整整一个世纪的数据清单。
邮票上充满了各种细小的数字、细小的字母、小树叶和小眼睛。它们是绘画的细胞组织。这一切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像低级动物那样活着并继续肢解着自己。为此，人们从拼贴起来的邮票各个小部分中创造出那样有影响力的画面。但是，在那些画面上，生命始终带着有于坏死的东西组成的以腐烂为标志的特征。那些人物肖像和伤风败俗的组画上尽是肢体和成堆的蛀虫。
难道长长的一套邮票的颜色序列也会折射出陌生的太阳之光？那种我们尚不认识的其他光曾经被教会国家的邮电部或者曾经被厄瓜多尔接受过吗？为什么不给我们展示一些更好的行星的邮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将环绕金星的上千层火红色、火星的四个巨大的而又令人感到恐怖的数字和没有数字的土星光环设计成邮票呢？
陆地和海洋在邮票上仅仅是省份，国王们仅仅是数字的雇佣兵，数字随心所欲地将颜色泼到他们身上。集邮册是有魔力的参考书，王朝和宫殿的数目、动物，比喻和国家的数目都在那里面被记载下来。邮件往来建立在这些数字和谐基础上，就像行星的运转建立在天国数字的和谐基础上那样。
旧的小面值邮票仅仅是在椭圆形的环中标明一个或两个大大的数字。看起来，它们很像早年那些黑漆镜框里的亲戚们的照片，他们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但我们却从来不认识他们：编号的姑奶奶或各位祖先。甚至图恩与塔克希斯也有大面值的邮票；在那种邮票上，面值像中了邪魔的出租车计价表上的数字。如果有一天晚上蜡烛的光从那种邮票后面透射过来，人们将不会感到奇怪。然后是一些不带锯齿边的小邮票，既不注明货币种类，也不注明国家。密集的蛛网纹里只印着一个数字。也许这种邮票才是真正的命运不济。
土尔其皮亚斯特邮票上的文字笔迹，非常像斜插在精明的，仅半欧化的君士坦丁堡商人领带上闪闪发光的时髦别针。尼加拉瓜或者哥伦比亚的那种尺寸又大、又刺眼，锯齿边也很糟糕的邮票，是邮政局的暴发户，它们把自己打扮得像钞票一样。
补收邮资票是邮票中的鬼魂。它们不会变。王朝和政府的更替从它们身边一掠而过，像从幽灵身边走过那样，没留下任何足迹。
小孩倒过来拿着一个看歌剧的望远镜，看遥远的利比里亚：它躺在那个有椰子树的条状大海后面，和邮票上画的一摸一样。和达 伽马一起驾驶帆船围着一个三角形地区航行，那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像希望、希望的颜色和天气那样变化着。好望角的旅游广告。如果在澳大利亚的邮票上看到天鹅，那肯定是一种印在蓝、绿、棕色有面值邮票上的黑天鹅，那种天鹅只有澳大利亚才有，它在一片池水之上缓缓向前，就像在最宁静的大海上一样。
邮票是庞大的国家在儿童房间里分发的名片。
孩子像格列佛那样在他的邮票上的国家与人民之间旅行。黎利普坛人的地理学和历史，这个小人国的全部科学知识，连同他们的数字和名字，出现在他的梦中。他参与小人国的事物，列席他们紫红色的国民大会，观看他们新造的小船下水并和那些坐在矮树丛后面的宝座上、戴着花冠的酋长们一起庆祝周年大典。
众所周知，有一种邮票语言，它与花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像莫尔斯电码和书面语言相比那样。可是，这丛花在电报机的金属杆之间还能生存多久呢？难道战后发行的、用浓艳色彩制作的伟大艺术家的邮票不是这片花圃中秋天的紫菀花和大丽花吗？德国人史台凡、他并非偶然地成了让 保尔的同时代人，在繁荣的十九世纪中叶栽下这株秧苗。它将不会活过二十世纪。